涉及言论同名誉、隐私、肖像等人格权益的诸多争议，在学界形成了所谓的权利冲突难题。

作为民意表达的途径与问题解决的方式，议案首先必须能够被提出，才能交由国家权力机关予以审议、决定。以11届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为例，一次会议共提议案数462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则有460件。

1．明确议案构成要件，奠定规则设置的基石。[34] 3．巩固人大代表的权利保障。四、对相关制度的改造 提案人的理念和能力直接决定着议案的质量，人大代表议案权的有效实现同样有赖于人大代表提案能力的全面提升。20世纪60年代前后，议案涉及面较窄，政治口号较多。为了讨论的便利，文中所谓人大代表，未加特殊说明之处均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责意识应贯穿于代表行使职权的每一个环节。考察国外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大多数国家议会的议员也享有提案权。在特殊预防的效果上，二者没有明显差异，而在刑罚的严厉性上，终身监禁却显然更高。

法律解释，正如其他在宪法价值笼罩下的法律活动一样，都应该以宪法作为修正法秩序的缺漏、补充漏洞的规范来源。[5]BVerfGE120,224. [6]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译，《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57页。宪法在刑法体系和刑事政策之间，在刑法的规范性和正当性之间架构了桥梁，完成了刑法秩序的合宪性调整，也根本性地完成了刑法体系合乎正义目标的价值再造。进入专题： 刑法体系 合宪性解释 李斯特鸿沟 。

同时，宪法学也必须充分考量部门法固有体系的稳定性与科学性，并有选择地将部门法的成熟学理接受为具体化宪法的方案。一方面，刑事一体化，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的整合，是我国刑法学界当前的理论热点。

如前所述，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就具有刑事政策功能，也就是宪法作为权利保障书的直接要求。特别是，陈兴良教授还认为，刑法典无法一一列举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从而通过目的性限缩以限制犯罪的范围这种罪刑法定原则限度内的刑事政策填补是值得认同的。根据社会契约的思想理念，只是为了达到自由与和平的共同生活必要的时候并且这种生活在程度上只是不能通过其他更轻的手段达到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公民才把如此之多的刑法干预权转让给了立法者。张明楷教授将法益必须与宪法相关联作为界定法益概念的五项原则之一，认为针对什么样的利益可以上升为法益，立法者的选择必须具有宪法的根据，据此，他给出的法益概念是：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有刑事辩护律师接受通过洗钱得来的资金作为律师费，被作为洗钱罪处理。我国刑法学界大体接受报应和预防综合统一的刑罚目的理论。[36]于此，法学的两种基本思维模式——体系主义和个案推论主义[37]——的紧张也映射于刑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构成应当明确，而刑罚的种类与范围也有预先给定，以此给予刑事法官清楚的指引，保证判决的可预期性。

[101]比例原则之所以具有如此广阔的适用性，在与其针对人类行为中无处不在的权衡进行了高度理性化的处理和精巧细密的思考路径设计。笔者认为，法益的宪法关联性应该被理解为宪法对于法益内容的控制。

尽管在罪刑法定的约束之下，以此种宪法判断来入罪是不可接受的，但基于宪法因素做出出罪判断就具备更有力的规范论证，而不会被当作恣意的价值判断。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表述来看，我国宪法中的法治原则具有实质法治的内涵，[30]但对此宪法条文的解释，还涉及对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关系的认识。

[19]拉德布鲁赫也指出：（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81]这种认识似乎是将法益看做民主多数决的产物，是刑事立法者基于民意而作出的判断。李斯特将此称为刑法的法治国——自由机能，[16]彰显的正是其宪政功能：（1）在限制国家的层面，李斯特这样论证：法制确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7]同时，在刑法适用中，基于特定政策性考量而对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等口袋罪的宽泛解释，也引发了公众焦虑。试举一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04年关于辩护律师洗钱案（Geldwaesche durch Strafverteidiger）的判决。然而立法机关又必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裁量自由。

[85]罗克辛认为：刑法规范只能遵循保障公民在维护人权前提下和平自由的共处目的，一切围绕人权。刑事政策受到宪法控制，被作为宪法下的实证法内的因素，就是此种部门法宪法化的体现之一。

（2）限制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58]BVerfGE12,113. [59]对于此案的宪法学分析，参见张翔、田伟：《副教授聚众淫乱案判决的合宪性分析》，《判解研究》2011年第2期。

车浩教授强调以批判性法益概念来对刑事立法做教义学反思，正是试图在刑事政策和刑法体系之间架构桥梁，而他的论证于此也可以得到宪法教义学的补强。[78]但是，张明楷教授对于法益的具体论证却有可商榷之处：（1）在对法益的宪法相关性做出一般性论断之后，张明楷教授在具体法益讨论中并没有太多回溯到宪法，例如，他对于我国刑法中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分析，并未援引宪法第39条及相关学理（当然，在介绍日本相关讨论时有涉及日本刑法学者依据宪法条款的研究）。

这要求，法律所采用的限制性手段，必须是能够促成其所追求的目的的。但是，刑法解释要时刻回溯宪法，做合宪性考量。[15]这就是刑法教义学的工作，而其中刑事政策、价值判断被谨慎限制。杜强强：《论宪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诠释循环——以入户抢劫与住宅自由概念为例》，《法学家》2015年第2期。

罗克辛从犯罪论体系的改造来谋求刑事政策和刑法之间的体系性统一，但他认为这一任务也同样是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在各个领域所共同面对的任务。[45]但从最近的论文看，劳东燕教授开始更多认识到刑事政策的宪法关联性。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虽然不限于个人法益，而是包括公共法益在内，但是只有在最终服务于个体国民时，这种公众法益才是合法的[86]，而国家制度（司法制度、货币和税收制度、廉洁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被作为法益内容，也在于其保障个人有尊严的、合于人权标准的和平生活。[103] 刑法（也包括规范国家司法权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也被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公法看待，因而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比例原则，当然地也对以控制国家刑罚权为目标的刑法具有适用性。

如前所述，陈兴良教授特别指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刑法典不能一一明文列举，以此作为刑法教义学应当引入刑事政策的论据，并主张运用目的手段限缩来实现限制犯罪适用的目标。这一点，可以以更为具体的视角来分析。

但在规范与技术的层面，以宪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实质来源，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对刑法的理论与规范体系的直接意义，分述如下： 1.改善刑事政策抽象模糊的形象。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此案中刑法第261条应做合宪性解释。本文尝试，学习和评述我国刑法学者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一般关系的观点，并探讨将刑事政策这一法外因素纳入宪法秩序，以控制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可能出现的模糊和任意。[94][德]洛塔尔•库伦：《论刑法与宪法的关系》，蔡桂生译，《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158页。

[22]罪刑法定最早在实定法上的规定，也来自《人权宣言》等宪法文件。罗克辛认为对于安全、自由的、保障所有个人人权和公民权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或者对于建立在此目标上的国家制度的运转所必要的现实存在或者目的设定就是法益，[83]而在《刑法总论》第4版中，他给出的法益概念是：所有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其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建立在这种目标观念基础上的国家制度的功能运转所必要的现实存在或者目的设定。

[112]Vgl.LotharKuhlen,VerfassungskonformeAuslegungvonStrafgesetzen,2006. [113][德]迪特尔•格林：《宪法视野下的预防问题》，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教义学本质上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规范化问题，具有将价值判断问题转化为法解释技术问题的功能。

[56]因此，需要为刑事政策寻找价值选择的法律基础。[62]部门法解释所需要的价值补充，应该首先从宪法中寻找，而不能轻易超越实证法秩序而诉诸伦理观、政治哲学或者比较法。